在接受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采访时,24 岁的前政治犯南吉描述了离开家人的艰难决定,以及她与儿时好友兼表妹次仁吉 一起去年夏天的印度勇敢越过边境逃亡的经历。
尽管中国当局采取了株连惩罚措施,但令她良心最沉重的是亲人的痛苦。 南吉详细描述了普遍存在的恐惧和文化压迫,其中异议者受到压制和打击使得像她这样的个人在争取正义的斗争中被孤立。
2015 年 10 月 21 日,南吉和当时 15 岁的妹妹丹增卓玛在阿坝的“英雄之路”上游行,举行和平抗议,手举达赖喇嘛尊者的两幅巨像在阿坝县(四川省藏族羌族自治州)。他们呼吁“西藏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尊者和格尔登仁波切返回西藏!”等口号。
10分钟之内,一支由四到五名中国武警组成的小队赶到把他们带到了拘留中心。 两姐妹在一年的审前羁押等待宣判期间,遭受了严厉无情的审讯,经历了长时间暴露在酷暑、睡眠不足、饮食不足、秘密监禁等严重的身心折磨。
宣判前,南吉在看守所接受了密集的政治再教育。 当局经常告诉她:
“你真是个年轻的女孩; 你为什么要抗议? 你应该感谢党.”
她们每周接受一小时的“政治再教育”。 这些课程包括观看政府电视新闻频道以及聆听有关习近平“思想”、汉语和中国法律的讲座。
2016年11月23日,绰曲(黑水)县人民法院闭门审判,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南吉和丹增卓玛有期徒刑3年。 尽管她们当时只有16岁,但法院有意将她们的年龄篡改为18岁,随后她们被关押在四川省女子监狱。 在被监禁的最初三个月里,他们被迫接受强制性军事训练、“政治再教育”,并被迫学习中国宪法。 他们必须学习并完成大量中文文献的口试,并接受作为囚犯的日常活动训练。 他们每天要承受12个小时以上的过度劳役,制作铜线、香烟盒和手表。
他们吃的食物质量极差,稀饭稀烂,饭菜不熟,这让他们本来就虚弱的体质更加雪上加霜,让严格的强制军事训练变得异常困难。 南吉回忆说,尽管需要医疗援助,但一再被拒绝。
2018年10月21日,姐妹俩刑满出狱。 但他们仍被关押在阿坝县派出所一周,家人被要求提交释放保证书。 与西藏许多其他政治犯一样,他们的身份证以及家人的户口卡都被列入黑名单; 这是由于南吉、丹增卓玛和他们的兄弟根敦彭措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他们被排除在政府福利计划之外,此前他们每年只能从政府福利计划中获得少量的大米和谷物。
他们获释后,加强了严格监控,并严重限制了他们自由行动和获得重要服务的能力; 他们被拒绝去医院进行体检。 由于中国政府的株连他们的侄女和侄子在试图入读大学时也面临行政障碍。 他们主要是因为与政治犯有联系而受到惩罚,这说明了西藏政治犯家属所遭受的不公正的株连惩罚。
2015年,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报道了南吉的哥哥更敦平措和格尔登寺的两名僧人洛桑格桑在参加阿坝县的和平抗议后被判刑的情况。 阿坝州扎西林(理县)县人民法院判处更敦平措4年有期徒刑,洛桑格桑3年零6个月的徒刑。 尽管根敦平措当时17岁,但中国当局将他的年龄篡改为18岁。
更敦彭措 服刑4年后于 2019 年出狱,南吉逃离西藏后他被释放的消息才被曝光。 获释后,他身体消瘦,并因在监禁期间受伤而需要全面性的医疗护理。 他最初在阿坝县接受治疗,后来被转到成都市人民医院,在那里发现他在监狱里出现肋骨骨折和肺结核未经治疗的情况。 其家人的医疗费用超过一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均不在中国政府的报销范围内。 直到今天,他仍在忍受关押期间肋骨受伤造成的慢性疼痛。
同样,同期被判刑的洛桑格桑在获释时健康状况不佳。 尽管刑期已满,但他因据称对狱警做出负面反应而面临额外6个月的监禁,这导致他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被单独监禁。 出狱后,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损害,濒临死亡。
许多西藏政治犯证明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照顾,这违反了中国法律和国际标准,包括《禁止酷刑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囚犯待遇基本原则》。 故意拒绝提供医疗服务,以此进一步迫害在押人员和良心犯,这表明中国政府对这种做法的默许,形成了系统性的虐待模式。
南吉、丹增卓玛、更敦平措来自阿坝县贾洛镇的一个游牧家庭。 他们是若廓夫人和名扎西嘉措先生的孩子。 南吉逃离西藏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藏人在中国压迫下所面临的苦难的认识,并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国政府散布的虚假叙述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