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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开采活动几十年来很少受到监管，甚至没有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已在西藏安多玛曲县和桑曲（夏河）县等地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和饮用水源的氰化物、砷、汞和铅严重污染。 中国政府派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于7月27日至28日在以上两县进行的督察发现，尽管两年前根据习近平广为宣传的生态保护言论要求进行了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在西藏因过度开采金矿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几乎没有改善。 这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甘肃、青海、重庆、上海、福建和海南的六个省级地区和两家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进行的新一轮态环保督察的一部分。作为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的一部分，态环保督察于2016年首次启动。 玛曲和桑曲的最新检查发现，国有甘肃玛曲黄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夏河县冰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各种金矿开采公司均未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采矿作业。8月29日报道新京报获得中国环保部门的信息而进行了报道。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报告指出，“督察发现，甘肃玛曲黄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夏河县冰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加甘滩金矿等企业不按规划开采、弃渣乱堆乱放、废水乱排污染环境等问题较为严重，矿山整治修复工作进展迟缓，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人员发现，“玛曲县最大的国有金矿采选企业黄金实业公司，进入矿区就看到约50米长的矿石运输通道两侧到处抛撒着矿石，原有围挡设施基本破损毁坏。矿区大大小小数十处弃土弃渣沿山体随意堆放，其中有一处十余米高的渣堆紧邻办公房屋，存在安全风险。采矿区满目疮痍，露天开采遗留的采坑尚未治理；地下开采产生的大量废弃矿石、渣土随意堆放在矿洞口、坡脚沟谷和路边。” “督察组随即调阅该公司采选工程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其审查意见，文件要求对矿区废石堆场等采取围挡、苫盖等措施，但企业均未严格落实，整个矿区环境管理混乱。2019年7月卫星遥感监测分析显示，该矿贡北、格尔珂等2个采矿区裸露面积达93公顷，弃石弃渣等堆场、排场裸露面积约49公顷。”   矿井涌水直排二类水体 据中国生态环保督察发现的情况:“黄金实业公司1号、2号矿洞的矿井涌水通过两根30-40厘米粗细的水泥管道排入二类水体格萨尔河，最终流入黄河，每天排放量约1000余立方米，违反了环评批复中“严禁企业外排矿井涌水”的要求。” 黄金实业公司矿井涌水外排二类水体 根据中国环保部门制定的标准，第一类水体被认为是最好的饮用水源，第五类水体被认为是最差的饮用水源。既定标准确定只能将II类水质用作饮用水水源。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系教授王占生曾警告说，中国的二级水体很少，地表水源中只有一半能达到二级水质。 督察还发现，“甘南州金象冶金有限公司将选矿废渣临时堆放于没有任何防渗措施的厂区空地和道路两旁，在督察进驻前才开始转运至尾矿库，督察组现场检查时，还有约15万吨废渣没有完成转运。”“尾矿库渗滤液收集池下方有多处渗漏点，经采样监测，渗滤液中汞、砷浓度分别为14.3微克/升、354微克/升，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二类水体标准评价，汞、砷分别超标285倍、6倍；” 玛曲县金马矿产加工有限公司的情况与此类似，“玛曲县金玛选矿有限公司以停产时间长为理由，疏于管理，长期将弃土弃渣随意堆放在厂内空地和沟谷之中，尾矿库排土场大面积裸露，未采取苫盖等抑尘措施。”   氰化物废物处置的持久性的严重问题 第一次生态环保督察生态环保督察两年后，夏河县冰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夏河冰华”） 大规模露天开采，使用氰化物堆浸提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至今已过去两年，堆浸渣的污染问题仍未解决。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8月1日起实施，其中已明确将氰化尾渣列为危险废物，但夏河冰华加甘滩金矿却一直将氰化堆浸渣作为一般固体废物来处置。 渣堆存在环境安全隐患 督察反馈显示：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该公司与政府拥有的研究所相互勾结而发生的。2019年6月委托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防治研究所编制的《堆浸废渣场环境恢复治理实施方案》，却将氰化堆浸渣作为一般固体废物来处置。 检查还发现，“该矿堆放的废渣总量约900余万吨， 其中堆浸渣约400余万吨，形成了长520米，高度为4米到50米的渣堆，堆浸渣场西南侧不稳定斜坡存在较大环境安全隐患，且西南侧的截洪沟建设、防渗膜铺设等工作尚未开展。”   第一手报告警告，玛曲地区无限制开采 由一名25岁的西藏妇女拉莫卓嘎撰写和发表的第一手报告《真在死亡的故乡—西藏》警告说：玛曲的金矿开采活动不受管制。 1998年在印度发表的这份报告是她在1997年对西藏不同地区普通藏人生活状况的进行调查时的报告，她当时为了调查在西藏秘密旅行了几个月。报告的内容包括有关贫困、强迫绝育、牧场破坏、采矿、森林砍伐以及黄金工业公司拥有的矿山照片的章节。当时，卓嘎当时是印度西藏的难民。她现在居住在欧洲。 真在死亡的故乡—西藏 卓嘎随后报道说：从1981年开始在仲库（野牛谷）山脉开始开采，该公司计划开采50年。仲库位于马丘的尼玛镇。黄金工业公司拥有的矿山位于该山脉及其周围。该报告包括该地区至少五个不同地区的图像和详细信息。 在格尔珂这是山脉纵横交错的山谷之一，许多采矿工作都在此进行，卓嘎拍摄了公司办公室No.1的照片。 3曾经雇用约400名工人。该地点的开采始于1986年。 1人在山上监督了600名工人。  …

新学期开学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的大量报道 “组团式教育援藏”，并进行铺天盖地的赞美这一运动，并着重讲述“仁慈”的中国汉语教师在做人时更像“父亲”的故事。以此，宣传西藏自治区教育发展的积极变化。 中国当局对外宣称“组团式教育援藏”计划是为 “缩小西藏的教育水平与中国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而引入的两个主要计划之一。另一个计划是长期运行的“内地西藏班（学校）”。内地西藏班因其是同化工程的实践而受到专家和藏人批评。 自2016年开始实施的“组团式教育援藏”计划取代了以前的分散和短期教育援助制度，代表了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即培养下一代爱国并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藏人和从文化层面加强同化速度。该计划要求来自中国各城市的中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西藏自治区任教三年，以“支持西藏自治区的高质量教育资源，集中选择和派遣教师到西藏，并培养西藏自治区的热爱党和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的支持者和后继者。《拉萨日报》 7月19日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早些时候曾报道说，每年有800名中国教师分成20组，并被派往20所西藏的中、小学，以促进当地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数学、物理和化学老师，但还有一些人控制着“道德和思想教育”课程，并担任校长和行政人员。 该计划的根源在于2015年8月在第六届西藏工作论坛上作出的决定，当时习近平主席强调说：“改变西藏和藏族居住地区的面貌从根本上取决于教育。”同年12月，中国外交部教育部与其他部委联合发布了《西藏自治区团体教育工作实施计划》。 2016年4月，“组团式教育援藏”正式启动。来自北京、上海、湖南等17个省市的第一批800名教师为西藏自治区的20所中、小学提供了教育援助援助。 该试点项目在拉萨实施，拉萨市的三所学校得到了援助，来自中国的195名教师和21名员工参加了该项目，投资额为4.83亿元人民币（约合7,000万美元）。北京市政府是拉萨计划的早期参与者之一。 2017年8月，北京市政府将该计划从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扩大到同时对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拉萨北京中学、拉萨第一小学，拉萨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其他四所职业学校进行“组团式教育援藏”。 该计划还涉及每年派遣400名藏人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到中国学校接受培训。 自2016年以来，上海市教委还每年派出40名教师，以支持日喀则市的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他们的任期从1年到3年不等。 自2016年以来，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的校长是傅欣，他曾是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高中的副校长。傅先生也是日喀则市教育局副局长。傅的三年任期于今年8月结束。 官方媒体报道称，日喀则一家福利院的西藏儿童将傅和其他39名上海教师视为他们的“上海父亲”。 根据中国福利院托儿所与日喀则市政府签署的“促进教育交流和资源共享”协议，中国教员将通过日喀则托儿所的管理人员和教师来指导幼儿园6岁以下西藏儿童的学前教育。中国福利院苗圃是位于上海的一家早期儿童教育机构，具有悠久的爱国历史，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 7月初，由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副局长率领的9人代表团访问了日喀则市等地，为300名师生组织了3个讲习班和2个研讨会。在7月4日。代表团由杨浦区委副书记，上海市第八届西藏干部干部人才联络小组组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日喀则市常务副市长倪俊南陪同。 在访问中，朱提出了“让每个（西藏）孩子在祖国的蓝天下成长”的教育目标和“文化教育的概念和实践经验”。 在访问拉孜高中时，代表团成员由援助西藏的干部吴小石陪同，他也是拉孜县教育局副局长兼拉孜高中的负责人。 在林芝市，每年派出16名教师来培训和指导藏人教师。 2016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和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一批16名老师抵达林芝第二中学开展教育援助项目。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教授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中国未能保护西藏环境背后原因的思考。 在上个月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引用闵教授的话说，作为环境保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利益。他们的文化和传统生产方式在生态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这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国家公园有了，园区内的居民怎么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尽管自2017年以来“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和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当地居民的去留，仍是建设中亟需关注和重视的难点。” “与许多国家不同，我国的国家公园试点区内有着为数不少的农牧民。这种现状使得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不仅要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还要解决这些居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引用他的实地研究和研究结果指出，“实地调研和研究中发现，国家公园建设的进程中，出现了对自然保护地设置只考虑保护对象，而忽视从管理人的角度实现保护目标的现象。“这种过分强调移民搬迁的举措，不仅在实践上难以操作，也不利于生态保护。国家公园建设，完全可以让当地居民以生态管护员的身份参与其中。” 为了说明当地藏人具有作为有效生态管理者的固有能力的观点，闵在最近的一个例子中描述了第一个国家公园将于2020年开放的三江源地区。“前不久三江源地区发生了严重雪灾，大雪覆盖草地，很多野生动物难以觅食。是当地老百姓、僧人挺身而出，自发组织运输队往里面运送草料。这样紧急、突发的情况一旦发生，只靠园区内的几个管理人员是无法完成的。” 三江源地区包括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藏族蒙古族自治州。该地区90％以上的人口是藏人。 闵教授继续说：“不仅如此，当地民族文化和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对于生态保护也有重要作用。农牧民祖祖辈辈生活于此，形成了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生态文化；长期沿袭着传统的生态农业方式、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方式，这种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不会造成生态破坏，而且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提升。” “因此，国家公园建设不应忽视当地居民的利益和他们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不能忽视民族文化和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在合理规划、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让当地居民留在园区，不仅可以促进国家公园建设，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随之稳步提升。” 闵还进一步建议，“要重视构架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适当引进而不简单照搬国外经验，特别重视保障当地居民利益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上先进的自然保护思想与我国国情都决定了不能将人隔离于自然之外，对人的管理应当成为生态系统管理的一部分。” 闵教授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与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 2015年关于西藏牧民艰难生活的特别报告的结果相吻合，《浪费的生命：中国终结西藏游牧生活的运动》，由澳大利亚发展专家Gabriel Lafitte撰写。该报告揭露了中国有缺陷的保护政策，作为一种修辞，证明将牧民排除在牧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保护运动之外，在其保护区数据库中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中国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