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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作人员 一名西藏男子与弟弟通电话时讨论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为孩子们教藏语的重要性后,遭到拘留关押在“再教育”一个多月。 今年45岁的次仁多吉是定日县扎西宗乡培拉村的居民,他与其流亡的弟弟旺堆次仁进行电话交谈后数小时后,于今年2月20日遭拘留。次仁多吉到拉孜县看望其在拉孜寄宿学校上学的女儿返回定日时在一个公安检查站逮捕了次仁多吉。 “那天早上我给哥哥打电话,我们谈到了向孩子们讲藏语的重要性。我告诉他,如果我们不提早建议孩子,他们只会学习中文。” 29岁的旺堆次仁对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说。 当天晚上,次仁旺堆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通知他关于次仁多吉遭拘留。 “拘留人员告诉我的哥哥,他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他一直与外界保持联系,并在电话中谈到了对儿童的藏语教育。那是政治犯罪。” 拉孜公安将次仁多吉移交给定日公安。搜查了多吉的物品,尤其是他的手机。他在定日县公安局拘留中心被拘留了一个多月,并告诉他:“这不是监狱,而是一个再教育设施。”遭受长时间的讯问和殴打之后,他终于被释放,并警告他不能告知自己被拘留的事向外界介绍,如果向外界透露情况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今年7月,次仁多吉的姐夫平措也遭到20天的拘留,这是由于他用其妻子达瓦参教的电话与旺堆次仁进行电话交谈而遭到公安讯问后,也被拘留了20天。平措出差拉萨回到家仅两天后,于7月18日上午从他的家中被带走。 6月30日,旺堆次仁打电话给达瓦参教,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因为她婚后离开了家住在附近村庄的丈夫家中。几天后,公安来到她家,询问电话交谈,然后进行搜查。搜查结果导致公安没收了一些被视为非法的旧宗教经文和雕像。这些文章的确切性质仍然未知。但是,保留与当前西藏达赖喇嘛有关的教义和雕像是非法的。她的丈夫从拉萨回来后,警察命令参教通知。平措当时不在家中,外出从事建筑项目。尚不清楚平措是否因持有非法宗教物品而被拘留,还是他的妻子与流亡中的兄弟保持联系而受牵连。 持续迫害 旺堆次仁在流亡中,无法返回家中或与家人和亲戚保持联系。他的家人接连遭拘留,他担心他们的安全。但他认为,最近对其家人不断遭受中国当局迫害拘留与他和家人联系有关。 2011年9月,他与其他14名来自定日的藏人一起前往印度,参加了达赖喇嘛殿下的时轮金刚法教。他听说,2012年时轮金刚法会可能是西藏领袖最后一次时论金刚灌顶法会。那年的12月,定日的中国公安在接到当时在印度的旺堆次仁的电话后,短暂拘留了他的哥哥多吉。公安警告说,如果多吉与他的“分裂主义”兄弟次仁保持联系,将进一步受到惩罚。 后来,旺堆次仁的八口之家(包括其兄弟和父母)被剥夺了政府的福利和其他补贴。最初,他们被禁止未经许可前往定日县城和日喀则市。尽管取消了前往县城的旅行禁令,但仍然不允许他们前往日喀则市和拉萨市。 对家庭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曾令旺堆次仁禁止回西藏后被困在印度时,多吉次仁建议他的弟弟不要在印度上西藏学校,因为中国公安会以此为借口拘留他。 “他们会认为您加入了分裂主义者组织”旺堆次仁引用多吉电话交谈中次仁多吉的话说。旺堆次仁现在他有机会去学习,但是面对家人的进一步迫害他放弃了渴望继续接受教育的念头。 与谋杀罪相同 旺堆次仁试图在2012年4月返回西藏,导致被拘留了四4个多月,其中包括中国边防警察对他的单独监禁一周。他们15人中有4人早些时候去了西藏,也因为参加了达赖喇嘛的法会而被关押在日喀则市娘日监狱3个月。他们甚至没有带达赖喇嘛的照片。 4月下旬,他和其他10名来自定日的藏人在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附近的南帕拉山口被拘留。该小组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和一些包含他教义的DVD。他们被带到山的另一边的一个军营,在那里他们被戴上手铐关押了一周,并被穿薄衣服罚站在雪地上的小木板上。 中国边防公安要求知道为何特别去参加达赖喇嘛法会,并指责他们为“分裂者”和“达赖的流浪狗”,同时一直用棍棒殴打他们。 “你知道你走私达赖喇嘛的照片和教义等同谋杀罪吗?”次仁旺堆记得其中一名警官向他们大喊大叫。 旺堆次仁和其他人仅靠军官提供的少量过期的糌粑生存。 边防公安随后将他们交给定日县公安局,拘留了他们约20天。定日县公安再次对旺堆次仁和其他人进行了严厉的讯问和殴打。公安长时间扣留食物,以迫使该团体供认。 “无法忍受饥饿,我们求他们用我们自己的钱养活我们,”旺堆次仁说。他们最终设法获得了方便面和热水。 他们遭受的最严重的酷刑之一发生在娘日监狱,在那里,他们被定日县公安局转移。他们在该监狱被囚禁并遭受酷刑约三个月。在许多场合,旺堆次仁被剥夺了他的内裤,并长时间戴着手铐站着,而监狱官员则用电棍殴打他,并嘲讽他是“达赖和分离主义者的狗”,并犯下了政治罪行。 “监狱官员还谴责我们,作为藏人边境地区的年轻一代居民,我们在制止这些所谓犯罪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旺堆次仁告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早餐时给他们喂少量的陈腐的糌粑和茶,午餐时煮萝卜,晚餐时吃喝萝卜汤。他们每两个人占领了每个关押在破旧不堪的小牢房。 他们的家人对拘留亲人一无所知。当他们最终了解他们的下落时,为时已晚。娘日监狱当局已将他们移交给聂拉木县樟木中国边防警察。已经决定将他们驱逐出西藏。在将他们交给达道巴尼的尼泊尔边防警察之前,樟木边防公安没收了他们的公民身份证和区域身份证,下令不要返回西藏。但是,他们中的一名藏人会说尼泊尔语,并迅速告诉尼泊尔边境警察,他们实际上是藏人,而不是尼泊尔人,而且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西藏。这使尼泊尔边境警察产生了怀疑,尼方拒绝接受他们。 这激怒了中国边防警察,然后将他们带回娘日监狱,在那里他们被监禁了一个潮湿的牢房里,被单独监禁了近一个星期。每天只给他们一个饼子外没有给任何食物。 一周结束后,他们又被带回樟木,这次中国边防公安付给尼泊尔同僚大量的钱来带走藏人。旺堆次仁说:“我不知道他们付了多少钱,但我看到一大堆现金易交手。” “我记得我们恳求中国边防公安,他们大约有八个人不要驱逐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返回自己的家,我们可以去哪里?为此,其中一名军官反驳说,我们应该问达赖喇嘛。” 当他们越过边界进入尼泊尔时,尼泊尔边防警察立即将他们转移到了移民部的监护下。联合国难民署和尼泊尔人权组织(HURON)花了四天时间才将他们释放。他们于2012年8月30日获释后,在加德满都的西藏接待中心获得了临时庇护所。他们后来被送到印度西藏流亡藏人的首都达兰萨拉。即使如此,旺堆次仁也希望这是一个临时安排,他有一天可以回到西藏。此后已有七年了,他不确定他是否会成功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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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作人员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牧民反贪污活动家阿亚桑扎先生非法判处7年徒刑的行为,并呼吁立即将释放阿亚桑扎。 12月6日,中国政府对阿亚桑扎的裁决基于模糊的和过分的刑事指控,即“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近年来这些指控连同正在进行的全国性“扫黑除恶”运动被中国当局武器化以此来镇压西藏的异议人士平息对当局的批评。 12月6日下午,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法院对阿亚桑扎和其他八人开庭两天之后宣判。其他被判刑的藏人包括:索东、次臣、阿索、多桑、旺杰、坚参、诺贝、吾见次仁和旺钦等九人中如今清楚哪一位没有受到审判,他们均被审判前拘留超过14个月。 阿亚桑扎的律师蔺其磊律师表示,他和另一位律师将对判决提出上诉。蔺先生称此判决“不公平”,因为阿亚桑扎没有犯罪,更谈不上警方声称的有组织犯罪的“黑恶势力”合作的问题。 对阿亚桑扎的判决再次揭露了中国司法机构和缺乏法治的严重内在问题,这使中国执法部门能够继续犯下侵犯人权行为而不受惩罚。 阿亚桑扎是按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与贫困战争的口号而揭露了地方官员的腐败贪污行为的。有数百名当地藏人呼吁释放他的请愿书中,阿亚桑扎先生被誉为反对腐败和揭露滥用权力的楷模声音。 很明显,阿亚桑扎先生及其同伙因成功开展反贪污运动并揭露了甘德县地方政府当局的不公平和非法行为而被监禁。 就在他于2018年9月上旬被拘留之前,已有200多名当地藏人参加了阿亚桑扎揭露腐败的运动,向地方纪律检查局提出请愿书,以反对地方政府挪用扶贫资金,包括阿亚桑扎的故乡江千乡。 今年八月,青海省纪委通报了当地官员对甘德县的扶贫资金被挪用视而不见的行为。当地官方媒体报道说,“2019年5月,下藏科乡党委书记陆继虎、乡长公保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周曲才对下藏科乡丹库村、江千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批复,擅自超标准收取自筹款、确定搬迁对象、变更建设内容,在项目实施期间,陆继虎、公保私自将135户房屋建设任务分配给张某某等四人,并将部分自筹款未通过县扶贫局账户直接支付给施工队,造成房屋质量不过关。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降低其退休待遇;分管副县长杨金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上述官员被通报与阿亚桑扎领导的其他藏人多年反腐败揭露运动的直接结果。阿亚桑扎揭露了政府官员领导层和商人之间的欺诈、腐败交易骗取公共资金的事实。 中国地方当局在审前拘留期间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准备对阿亚桑扎先生及其同伙的虚假指控。还曾经试图从蔺律师处获得指控信息遭蔺律师拒绝。10月18日晚上,在经过为期三天半的审前会议后,阿亚桑扎先生拒绝认罪,他的律师接到了甘德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多吉才让的两次电话,要求做笔录,然后补充说:“原先阿亚桑扎涉嫌的诈骗罪,没有被检察院起诉到法院”被蔺先生拒绝,并回答说,“辩护人不能指证当事人”。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认为,这一判决阿亚桑扎等是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结果,阴谋使阿亚桑扎先生及其同伙名誉扫地,并粉碎了成功的反腐败基层运动,揭露了中国反贫困和反腐败战争的诸多滑稽和虚假性。必须立即取消这一非法裁决,以结束对阿亚桑扎先生及其同伙的任意拘留。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敦促国际社会,民间社会和个人一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履行其人权义务,以使像阿亚桑扎先生这样的藏人不要因行使良心而遭强制保持沉默和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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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在《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1周年之际,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呼吁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保护民间社会的表达来捍卫世界人权。 这个呼吁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民间社会声音受到攻击之时发出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民间社会的镇压导致大规模监视,完全限制沟通渠道,骚扰、恐吓和告密人权活动家之际发出的,这项镇压行动导致西藏无数侵犯人权行为无法及时报道。 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后的71年历史证明自由、多样和多元化的民间社会对于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说:“向公民社会提供空间不是可选的。”关于民间社会空间的缩小,专员指出:“ [h]人的权利使各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每个人的见解和言论自由、获得信息、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参与公共事务并保护个人不受非国家行为者干扰的权利。”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试图通过将民间社会组织与人权机制隔离的方式影响重要的人权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迎接一个新时代铺平了道路,阻止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声音,而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是民间社会陷入沉默,人权体系遭受破坏。 为了迫使北京和于其志同道合的政府尊重、促进和保护一个自由,多样和多元化的公民社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工作人员于12月4日至6日向设在新德里的135个联合国会员国大使馆呈交一封呼吁书。随信附上一张庆祝世界人权日71周年的贺卡。该信的副本也已提交给印度外交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人权是国内问题,国际批评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出了挑战。无论如何,当联合国会员国不遵守国际法承诺时,国际社会就有责任保护所有受影响者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希望,《世界人权宣言》颁布纪念日之际使国际社会提醒人权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它有能力迫使北京和志同道合的政府尊重民间社会的人权呼声。   阁下: 我们代表西藏人权捍卫者和维权人士,写信庆祝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周年日,以及自那个吉辰以来我们所取得的进展。 过去的71年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民间社会作为人权监督者的重要性。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7年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表示:“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参与极大地增强了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在很多地方民间社会空间缩小的时代尤其重要。” 简而言之,为了捍卫普遍人权,我们必须保护民间社会的声音。 除非立即面对,否则越来越多国家政府将威胁到民间社会组织(CSO)来威胁人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旨在与联合国论坛保持距离。自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它一直试图通过将公民社会组织与人权机制隔离开来影响关键的人权机构。为其他政府封锁批评之声铺平道路,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公民社会被压制、人权制度遭到了破坏。 我们可以防止拥有最受谴责的人权记录的国家为我们所有人设定标准。我们之前已经这样做过:2018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代表投票反对两项中国提案,即第31 / L.47和38 / L.39号修正案,这将使各国对民间社会有更多的控制权。我们必须继续通过敦促北京,以及于其志同道合的政府结束其骚扰活动,包括允许公民社会组织与联合国机制互动而不必担心报复,来保护《世界人权宣言》所设想的人权的完整性。 监视、没收护照、拘留、酷刑和针对家庭的威胁是中国用来防止民间社会成员离开其国的策略。这些压力策略使维权人士无法参加联合国人权体系或与国际公民社会组织进行协调,从而使国际社会更难以理解居住在中国境内人们的不满和愿望。中国外交部并未就其联合国人权报告向独立公民社会组织征询意见,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投入对于解决在中国境内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至关重要。 当联合国成员国阻止其国内声音进入国际平台时,联合国人权机制将受到损害。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视对通讯渠道的完全限制,骚扰以及对人权活动家和告密的恐吓,导致西藏的侵犯人权行为无法得到报道。 甚至在联合国场所,欧洲、美国和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也遭到中国代表团,官方媒体和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骚扰。合格的调查记者和重要的CSO成员报告说,他们被禁止进入联合国人权机构,并被拍照。当向联合国安全部门报告中国未经授权监视的证据时,不清楚联合国安全机构是否采取行动制止或纠正此类侵犯。 这些恐吓损害了联合国的信誉,维权人士对中国政府的控制和恐吓感到无能为力。 中国政府旨在敦促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代表不要与特定的人权活动家会面,努力阻挠民间社会。他们还抗议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尤其是从事西藏和维吾尔问题的知名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通过这些策略,中国会定期阻止和推迟联合国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认证申请,这些申请者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提出了批评。 通常设法前往联合国论坛的中国民间社会活动家返回后会遭到报复。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人权律师,他于2016年被拘留,并与亲戚和律师隔离。 许多人担心姜天勇被强行失踪,部分原因是与当年访问中国的极端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交谈。 鉴于这些滥用行为,我们敦促贵国政府采取以下行动: 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结束旅行限制和报复活动,以结束对民间社会的镇压,以便人权活动人士可以自由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 通过以下方式改善对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和民间社会活动家的安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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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作人员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了日喀则聂拉木县琐作乡藏人的土地、生计和妇女有关的权利受到严重的侵犯,聂拉木县在西藏三区之一的卫藏。 中国地方当局一直试图将琐作乡的居民搬迁到附近政府建造的住房设施中已有一段时间。地方当局声称,由于2015年地震对邻国尼泊尔造成了广泛的破坏,这些地震使当地旧房子变得不稳定。 该消息人士要求匿名以保护他在西藏的家人,他告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新的两层住房设施缺乏民众养牛或种庄稼的空间,该地区大多数当地藏人都是农牧民。 “尽管当地很多土地都被栅栏围起来,政府禁止放牧,但[当地藏人]仍然有一些土地可用来种植粮食和放牧牲畜。如果他们搬进新房子,这些新房子是由人脸颊盖起来的,他们将失去土地和生计来源,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遭到7.9级地震时邻近的西藏吉隆县和聂拉木县遭受了地震,地方当局一直以此为借口剥夺当地藏人的传统土地和生计。消息人士补充说,中国当局正向琐作乡居民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离开祖先的房屋并搬到新房屋, “旧房子的裂缝很小,但这是借口搬迁和处置整个社区”的理由。 到目前为止,许多当地居民都抵制了政府搬迁他们的尝试,其中包括旺秀先生,他是反对搬迁项目的最强烈声音之一。正如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上个月报道的那样,现年45岁的旺秀先生于今年3月因在网上共享违禁书籍而被中国警察拘留。   贩卖新娘 近年来,从事日喀则政府建设项目的中国移民向琐作乡和其他乡镇的许多年轻藏人妇女求婚。移民通常会与准新娘的父母协商,并支付几千元作为新娘的价格。 “这些婚姻中的某些已被证明是真实的,父母能够追踪女儿的下落和福祉。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自从我们村庄的年轻妇女与所谓的丈夫一起离开后,再也没有听到过或看到过这些妇女。 当地藏人,特别是失踪的西藏妇女的父母越来越担心,他们的女儿已成为贩卖新娘和卖淫的受害者。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的到来,情况日益恶化,这些移民主要针对日喀则及其周边农村较贫穷家庭的年轻藏人妇女。 最近,国际人权组织报道了中国的贩卖新娘问题,这是由于该国严重的性别失衡和缺乏对受害者的保护所致。这些调查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年轻农村妇女,这些妇女被经纪人以几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中国家庭,然后“关押了囚犯,并被迫尽快产下婴儿”。 关于影响西藏妇女的这一问题知之甚少。但是,多年来,中国当局一直在积极促进藏汉之间的族裔婚姻,以使那与汉人结婚者给予以补贴住房、教育、就业和其他福利形式获得奖励。许多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当局淡化藏人身份并消除对中国统治的政治抵抗的狂妄尝试。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关切,琐作乡和邻近乡镇的藏人遭受各种人权侵害,并呼吁中国当局对失踪的西藏妇女的下落和福祉进行立即和公正的调查。必须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上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藏族妇女和女童免受性别歧视和生殖权利的侵犯。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进一步呼吁中国当局在琐作乡获得当地藏人事先自由地知情和同意搬迁等事宜,以免他们流离失所和被剥夺财产。如果中国当局认真致力于减轻贫困和改善普通藏人的生活,则必须尊重和保障当地藏人的土地,资源和生计权。中国当局必须考虑到所谓的发展项目所带来的所有风险,例如没收土地、剥夺生计、失业和经济不安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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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A police notice in Nyalam County

The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CHRD) has been informed by a reliable source abou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pertaining to land, livelihood and women’s rights in Zurtso (Ch: Suozuo) Township, Nyalam (Ch: Nielamu) County, Shigatse (Ch: Xigaze) Prefectur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n the Tibetan province of U-Tsang.

Local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attempting to relocate residents of Zurtso Township to nearby government-built housing facilities for quite sometime. The local authorities claim that the old houses had become unstable due to the tremors felt during the 2015 earthquake that wrought extensive damage on neighbouring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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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CHRD)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campaign against Gender-Based Violence (GBV) has been overwhelmingly successful. The opening ceremony on 25 November was well attended by the exile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and others, and everyone was eager to listen and participate. Our guest speakers discussed statistics and stories that were poignant and informative with a highly engaged audience. Our digital campaign, continuing until 10 December, has been an even greater success. The videos of GBV survivors sharing their personal stories went viral with almost 30,000 public engagements with our posts in less than one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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