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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也是 TikTok 的中国版,对藏语的严格限制一直是个老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数字自由和中国网络空间文化和语言自主空间迅速缩减的担忧。 

藏人网民 Youga Ga 发布视频表达对藏语禁令的强烈不满,这一问题再次引发担忧。许多藏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们的担忧,称他们在直播和用藏语说话时遇到了困难,他们的内容立即遭到审查和删除。 

“我今天不得不站出来。我质疑抖音是否比国家和法律体系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权威。抖音比国家更强大吗?这里的现实是什么?需要澄清的是,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了对文化保护和语言推广的保护,这是法律和政府都支持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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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颁布 37 周年之际,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西藏青年大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妇女协会与西藏人权捍卫者、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站在一起,他们在西藏各地的拘留中心和监狱内外继续遭受酷刑。 

在西藏,酷刑仍然是中国当局在监狱和拘留中心内使用的一种普遍手段,包括电击、殴打、长期单独监禁等,不仅用于造成身体上的痛苦,还用于摧毁西藏政治犯的精神。这些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痕即使在他们获释后也会留下持久的影响,并对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产生集体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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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生效37周年之际,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西藏青年大会、自由西藏学生会和西藏妇女协会隆重纪念和赞扬西藏人权捍卫者、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他们曾遭受并继续遭受酷刑——这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西藏人权民主促进中心与其他三个民间社会组织联合举办了一场讨论,邀请了五位在中国拘留期间遭受酷刑的前政治犯:已故珠古丹增德勒的学生格西次仁多杰;1959年左右被监禁十多年的洛桑云丹;因 1987 年抗议而被监禁的格西阿旺德勒;以及拉萨的导游根登仁钦,他于 1993 年在家中被捕,原因是他准备将有关人权的信件交给一群来访的欧洲共同体 (EC) 外交官。谢拉布嘉措也在 20 年代初被捕过。

在西藏,酷刑在西藏各地的监狱和拘留中心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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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 25 日,以下人权非政府组织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国政府拒绝结束其日益加深的人权危机的建议,反映了其对联合国国际人权审议的蔑视。 

2024 年 6 月 11 日,联合国公布了中国政府接受或拒绝 2024 年 1 月最新普遍定期审议 (UPR) 建议的公告,该程序将审查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记录。中国政府为了掩盖其拒绝参与改善其糟糕记录的不诚实努力,表示将接受 428 项建议中的 290 项,部分接受 8 项,注 32 项,并拒绝 98 项建议。 290 项被接受的建议包括政府表示“接受并正在实施”的建议和“接受并已实施”的建议。 

所有“接受”的建议均未解决联合国成员国对危害人类罪、酷刑、强迫失踪、迫害人权捍卫者和记者或其他严重且有据可查的侵犯行为提出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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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果洛年保玉则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局发布通知,禁止个人和组织进入果洛久治县索乎日麻乡的年保玉则。

6 月 17 日发布的五点指令禁止个人和组织未经事先许可进入果洛藏族自治州年保玉则地区或在该地区开展生态体验和自然教育等活动,并强调当局将根据相关法律对违反指令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此外,该指令还要求个人停止并报告“未经授权的活动”。

该指令影响西藏的藏传佛教修行者,尤其是居住在果洛的藏传佛教修行者,因为年保玉则被尊为圣山和朝圣地。它也被认为是果洛人的祖籍地,果洛与阿阿坝有密切的关系。果洛当地藏人认为,最近禁止进入圣地是中国当局故意为之,旨在阻止当地人聚集和举行宗教仪式。这些仪式每年 7 月举行,包括在圣地举行桑索和挂经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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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领袖更敦确吉尼玛被迫失踪29周年之际,西藏人权与民主促進中心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持续未能提供有关他下落的信息,并再次呼吁当局公開真相。 尽管二十多年来,全球藏人社会、各国政府和联合国作出了广泛的努力和呼吁,但中国政府仍然无视他们的呼吁,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尊者正式认定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的小男孩更敦确吉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并赐予他法号丹增更敦益西臣列彭措白桑波。 然而,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稱达赖喇嘛認定的这名小男孩屬於非法行为。 然而,这种立场与西藏佛教尤其是格鲁傳承的传统习俗形成鲜明衝突。 历史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相互承认已成为惯例,凸显了深刻的精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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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采访时,24 岁的前政治犯南吉描述了离开家人的艰难决定,以及她与儿时好友兼表妹次仁吉 一起去年夏天的印度勇敢越过边境逃亡的经历。 

尽管中国当局采取了株连惩罚措施,但令她良心最沉重的是亲人的痛苦。 南吉详细描述了普遍存在的恐惧和文化压迫,其中异议者受到压制和打击使得像她这样的个人在争取正义的斗争中被孤立。 

2015 年 10 月 21 日,南吉和当时 15 岁的妹妹丹增卓玛在阿坝的“英雄之路”上游行,举行和平抗议,手举达赖喇嘛尊者的两幅巨像在阿坝县(四川省藏族羌族自治州)。他们呼吁“西藏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尊者和格尔登仁波切返回西藏!”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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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与国际社会一起庆祝联合国大会于 1993 年宣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以提醒各国政府履行其对新闻自由及其核心原则的承诺。然而,在西藏中国政府对信息的严格控制,严重限制新闻自由并打压言论。通过对外国和国内记者实施严格规定,并常常遭到监禁和酷刑,中国阻碍了国际社会准确了解西藏现实的努力。这种压制不仅否定了藏人的声音,而且还通过禁令或广泛的审查制度强力压制独立出版物。 

尽管中国政府声称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各地旅行,但西藏仍然被严格封锁。根据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年度报告,2023 年只有一名受访者获准进入西藏自治区。外国记者进入西藏自治区仍然受到官方限制,而且面对面和通过更多方式进行更严格的恐吓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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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局拘押了一位单独进行抗议中国政府的格尔登寺僧人,原因是他在西藏安多阿坝进行了单独和平抗议中国政府的镇压政策。

3月26日,一名叫白玛的西藏僧人因在当地藏人称为“英雄路”段手持达赖喇嘛法相单独进行了和平抗议,抗议不久被当地公安任意拘留并单独监禁。当地目击者称,听到佩玛高喊“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西藏要宗教自由”等口号。

白玛今年50多岁,是托帕的儿子,阿坝县索日玛村人。 白玛在格尔登寺担任小学老师,同时追求更高层次的佛学研究。 他在寺院中广为人知,被称为白马法师。

白马被任意逮捕后,中国公安加强了对阿坝县特别是索日玛村和格尔登寺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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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立即释放西藏歌手噶君,他在西藏安多阿坝琼曲(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被当地警方任意拘留后被秘密关押。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执行董事丹增达瓦小姐表示:“我们对噶君的状况深感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藏人拘留者经常在秘密地点关押期间遭受最不人道的酷刑和虐待,而且无法诉诸正当的法律程序。” 。

她继续说:“为了他自己的安全并维护他的人权,必须尽快允许噶君与他的家人见面,并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噶君被警方叫去县警察局几小时后就被失踪了。噶君接到电话的时间是2024年2月12日早上,也就是藏历大年初三,他当天晚上就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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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23 年中国政府结束了严厉的清零政策,但藏人仍然面临着不断升级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的打压。尽管国际社会多次呼吁立即停止强制同化政策,但中国当局仍在藏人学校中实施汉语教学,并修改藏人自治地区的地方法规来推广汉语普通话。

藏人不仅面临集会自由权的限制,而且在网上和网下表达对镇压和不公正的政府政策的意见、批评方面也受到严格限制。中国当局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对所有网络平台进行直接监控和审查。

随着中国当局出台更多压制性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立、管理和活动实施全面控制,宗教和信仰自由权进一步被限制。尽管放宽了“清零”政策的限制,但对西藏佛教徒来说没有任何改善,他们进行宗教朝圣时仍然面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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