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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要求中国政府以政治教育之名对异议人士，特别对严重践踏人权表达不满的两位藏人被任意逮捕后失踪至今的严重问题进行解释，并紧急呼吁立即释放诺桑和拉达。 中共建政70周年纪念日前后，西藏自治区那曲当局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名拘捕了诺桑和拉达。 去年10月8日，中国当局任意拘捕了拉达，去家人和相关人士认为对他的指控应该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拉达现年37岁，西藏自治区那曲县达前乡人，去年9月20日，地方当局对达前乡实施了非常严格的管制措施，政府有关部门对拉达打电话通知他禁止离开其驻地,并在10月逮捕了拉达，至今被失踪。 另外，去年9月底，那曲达前乡再次逮捕了6名藏人，其中叫诺桑的藏人至今被失踪，其家人等至今没人任何有关诺桑的消息。 中共执政七十周年之际，中共当局安排党员干部当各地强制当地藏人升国旗、唱当歌。特别是以安全和稳定之名对藏人进行任意审讯，并以诺桑的态度有问题，指控诺桑没有举国旗、没有唱国歌传呼，并在关押。当然家人请求允许送食物和衣服，都遭到拒绝。并警告说如果继续如此将延长关押诺桑的日期。 中国当局经常利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武器对西藏推行政治教育运动，实施汉化政策。中国的政治教育不是什么新的运动，这在西藏是非常普遍的政治政策。1993年开始广为推广实施。特别在去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重新审议了政治教育条例，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教育力度，并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西藏继续加大“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思想”等等，试图对西藏人，特别对年轻人进行党文化加汉文化的洗脑。对广大党员和僧俗民众进行：坚持维护当红国家的尊严、热爱祖国和热爱党、跟着党走、感恩党等等。 对中共政治教育和镇压政策进行批评或者表示不满者，特别是对争取西藏自由者等被指控非法而进行任意拘捕。并进无限期关押和实施酷刑，甚至被失踪。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藏人实施的政治教育，并对任意秘密关押的无罪者拉达和诺桑现况作出说明。 藏人行使其自由迁途和表达自由的权力而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汉化政策表达不满是基本人权，国际人权公约，以及《中国宪法》第35条、第37条、第38条赋予的权利。因此，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拉达和诺桑。

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失踪25周年之际，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并不受限制地让独立的国际人权组织与其接触确认了解他的现况 。 1995年5月17日，在达赖喇嘛尊者宣布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三天后，根敦确吉尼玛和父母成为中国当局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当时他只有6岁。 中国当局公然无视和践踏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以及信仰自由权，于1995年11月，中国政府自立另一个名叫坚赞诺布的男孩为班禅喇嘛转世灵童。 中国当局必须停止以无法证实的说法误导国际社会，以为根敦确吉尼玛据说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和“不想被打扰”。这些说法已经说了数十年，没有任何证据。1996年，班禅喇嘛7岁时，来自葡萄牙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专家，葡萄牙的桑托斯·佩斯女士在一次互动中问中国：“如何证明如中国当局所言被藏人承认班禅喇嘛的转世这个孩子是出于个人要求并按照父母的意愿杜绝与外界接触？此外，当甚至称征求了孩子的意见，如此年幼的小孩怎么可能说的出？是否可以授权联合国代表进行访问，以核实该儿童的健康状况？” 2017年，加拿大外交大臣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德女士回应了类似的担忧，要求中国当局“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根敦确吉尼玛。” 中国党国一直在加强宣传，提高坚赞诺布的公众形象，以消除失踪的班禅喇嘛的问题。 中国当局必须知道，任何形式的欺骗性叙述或辩解都无法通过阻止接触根敦确吉尼玛来减少其继续犯下的罪行的规模。强迫失踪罪是连续犯罪，直到人们了解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 中国当局对要求释放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的普通藏人实施酷刑和监禁等而犯下了一系列侵犯人权和危害人类罪。去年，一名叫旺钦的20岁西藏男子因和平呼吁释放班禅喇嘛而被判处4年零6个月徒刑。 他的姑妈卓噶被判处1年零3个月的刑期，因为她与其他人分享了有关旺钦被拘留的消息。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敦促中国当局尊重国际社会表达的关切，并允许一个独立的实况调查团访问根敦确吉尼及其家人。 现年31岁的根敦确吉尼不再需要中国当局的“保护性监护权”。 他和家人享有自由生活而无所畏惧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实现和尊重。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2020年5月17日

中国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鼓励加查水电站开工启动，飞机、火车、长途汽车、包车、自驾，中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进入西藏。中国政府在“讲政治、顾大局“组织人马分批分入藏，对西藏当地藏人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了业绩、商家为了利润将大量中国人从各地奔赴西藏，其完全不顾当地藏人感染冠状病毒肆虐西藏人。 中国当局宣布中国干部和农民工将返回在“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投入运营的加查水电站恢复工作。加查水电站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加查县，是雅鲁藏布江上的三座水坝之一。中国国务院于2013年宣布这是新能源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据中国西藏网报道，在今年3月初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负责建设加查水电站的华能雅江公司分支派遣了一支由24人中国员工组成的团队在该水电站恢复工作。2月初，华能雅江公司加查水电站开始开展计划推动员工入藏。3月3日上午，24人经云南抵达西藏芒康，3月5日到达拉萨。 2月9日，加查分公司、加查水电厂首批干部职工乘飞机进藏返岗。 2月13日，云南昆明、四川阆中等地多名务工人员乘坐高铁换乘飞机进藏返岗。 2月27日，陕西宁强、陕西三原等地多名务工人员乘火车进藏返岗；2月28日，青海乐都、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等地多名务工人员乘火车进藏返岗。 3月1日，四川富顺3名务工人员自驾启程返岗。 3月3日，贵州盘州9名务工人员自驾启程返岗。 3月4日，四川峨眉等地又有5名务工人员自驾启程返岗。 在大流行的爆发中，几乎所有中国工人都离开了，虽然当地人在当地工作了将近90天，但显然他们的低薪低技能职位证明他们暂时雇用了一些当地的藏人在建筑工地上工作。 加查水电站有3个机组，总装机容量36万千瓦，总投资78.3亿元。 第一个机组计划于2020年6月发电。 根据国际河流组织的说法，尽管华能集团是中国最大，也是唯一的国有国有发电公司，其装机容量为113千瓦，总发电量为5376亿千瓦时，但环境记录却很差。 自2006年以来发布的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通常缺乏实质性和详细的政策”。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西藏商人丹增曲培被迫失踪深表关注，丹增曲培在西藏那曲市那曲昌都环境和文化宣传工作而闻名。 自从中国警察于2018年3月在拉萨的贡卡机场拘留了丹增去培之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丹增曲培的消息。他刚从成都回国他被带到拉萨市的拘留中心后，警察搜查了他的房屋，并据称找到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和 “政治文学”。 根据西藏人区域民众促进中心收到的最新信息，中国当局已警告当地藏人讨论丹增曲培的失踪，不然将或面临严重后果。 任何发送或共享丹增曲培照片的尝试也已被定为犯罪。 丹增曲培以在捍卫西藏环境和文化方面的杰出工作而闻名。 促进藏人之间的团结，并用自己的钱帮助穷人。 他坚定地支持几年来当地反对中国在那曲神圣山上采矿活动，结果将著名奇那阔松和佩林朝圣地列入政府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丹增曲培用了他来之不易的钱，以确保重视竖起一块石柱，以反映圣地的受保护地位。 丹增曲培被迫失踪是当地藏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环境和文化资源而反对破坏性发展项目的不懈努力遭到迫害的又一个例子。几十年来，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一直压倒于采矿和水电开发，这剥夺了当地西藏人民获得可持续生计和维持其环境的权利。 中国当局以广泛和系统地使用强迫失踪来阻止被拘留者获得正当程序和其他保障而闻名，这些被视为威胁到中国“团结”和“稳定”的人。 西藏人权与民众促进中心执行董事次仁措莫表示：“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制止丹增曲培被强迫失踪，他对于当地人民和社区来说是宝贵的财富。” “拘留的绝对非法和随后的失踪表明，中国当局对政治迫害和镇压，以压制这位杰出商人在保护和促进当地藏人利益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 强迫失踪是一种严重的国际罪行，侵犯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主要国际人权文书所载的多项人权和基本自由。中国尚未批准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2条将强迫失踪定义为““强迫失踪”系指由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尽管中国尚未签署该公约，但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它仍然受到联合国大会宣布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所体现的原则的约束。适用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无需批准，就可以作为预防和惩治强迫失踪行为的最低标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该条还进一步规定：应将被捕的任何人告知其被捕原因和对他的指控；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中国具有约束力，因为它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一名前西藏政治犯于去年服完4年的刑期去年出狱，由于地方当局禁止他寻求及时和适当的医疗救治，不幸昨日在其家中去世。 秋机，43岁，当地时间5月7日在当地时间下午3.35左右在西藏康区甘孜色达县泥朵乡的家中去世。他是普格寺的僧人。 尽管患有多种健康并发症，但中国当地政府拒绝他允许在拉萨市寻求医生的治疗。 成都和附近城市马尔康等其他医院寻求治疗的许可请求也被拒绝。 秋机，本来就很差的健康状况在他被判处4年徒刑监禁期间变得更加严重，当时他被置于比其他囚犯更严酷的条件下被迫从事各种监狱劳动。2017年10月，他的病情恶化到监狱当局禁止其家人探望他的地步。在此之前，他的家人每月被允许与他见面，以提供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秋机于2019年1月18日从康定附近的甘孜监狱出狱。他被控以“煽动分裂国家”的含糊措词的刑事罪行。 2015年6月19日，他因制作T恤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0岁生日并在他的个人微信帐户上张贴了西藏领袖的照片而被拘留。 秋机被拘捕的第二天，他的姐姐吉宗和侄子扎布被提起讯问，并被警方拘留15天，遭到殴打。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要求中国当局对因拒绝及时和适当的医疗而导致秋机英年早逝的事件展开独立，公正的调查。必须对负责阻止秋机寻求医疗服务的中国当地官员对其非法行为负责，并根据国内外法律标准予以处罚。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发起了为什么抗议网络运动，以促进和保护和平集会自由权或抗议权。抗议权被普遍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对于建立一个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至关重要，在这个社会中，具有不同信仰，习俗或政策的群体可以和平共处。这项基本权利对于行使其他人权是必不可少的。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谴责中国当局最近一次以肺炎疫情大流行理由是持续不断企图阻止被监禁的藏语倡导者扎西旺秀与其律师会面，以及对他的5年监禁的上诉。 2018年5月，青海省玉树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煽动分裂国家罪”对扎西旺秀判处5年徒刑，之后他决定通过其律师林其磊和梁晓军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 4月27日，蔺其磊律师被禁止与被关押在西宁青海省监狱中的当事人扎西旺秀见面。监狱政治处告知蔺其磊律师：“目前因为疫情问题所有监狱都停止律师会见。”蔺其磊律师称监狱当局使用肺炎疫情为借口是“非法的”，并指出，当局总是有新的“借口”阻止会见扎西旺秀。 蔺其磊律师4月30日发布在其推特上的最新消息中写道：“2020年4月27日，我们联系到青海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被告知：目前因为疫情问题所有监狱都停止律师会见，具体扎西文色的案件能否律师会见需要疫情结束以后再说！看来官方永远都有新的借口，只是都是违法的借口！” 这是已知蔺律师与扎西旺秀会面以进行上诉程序的第三次尝试。去年八月，蔺律师被要求北京司法局 “介绍信”，然后他们才能会见扎西旺秀。对该文件的要求是非法的，显然是为了阻止上诉。 去年1月，蔺其磊被拒绝与扎西旺秀会见，并被命令需要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因为有关部门认为此案“敏感”。 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最新借口阻碍与律师会见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据报道，整个中国情况的肺炎疫情已经改善，而在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中心武汉都已经取消了旅行限制。 “我们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制止非法拖延战术，并允许扎西旺秀与他的律师见面。 通过拒绝他的律师见面的请求，中国当局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所规定的有关国内法律规定。”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执行董事次仁措莫说。 “我们担心非法的拖延战术可能会帮助中国当局实现两个险恶的目标：迫使扎西旺秀在其上诉程序取得进展之前完成其刑期，同时保持“法治”的理念。但是，一贯拒绝准予律师会见权，这清楚地表明，针对的是扎西旺秀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判决。”

由工作人员 一名西藏男子与弟弟通电话时讨论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为孩子们教藏语的重要性后，遭到拘留关押在“再教育”一个多月。 今年45岁的次仁多吉是定日县扎西宗乡培拉村的居民，他与其流亡的弟弟旺堆次仁进行电话交谈后数小时后，于今年2月20日遭拘留。次仁多吉到拉孜县看望其在拉孜寄宿学校上学的女儿返回定日时在一个公安检查站逮捕了次仁多吉。 “那天早上我给哥哥打电话，我们谈到了向孩子们讲藏语的重要性。我告诉他，如果我们不提早建议孩子，他们只会学习中文。” 29岁的旺堆次仁对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说。 当天晚上，次仁旺堆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通知他关于次仁多吉遭拘留。 “拘留人员告诉我的哥哥，他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他一直与外界保持联系，并在电话中谈到了对儿童的藏语教育。那是政治犯罪。” 拉孜公安将次仁多吉移交给定日公安。搜查了多吉的物品，尤其是他的手机。他在定日县公安局拘留中心被拘留了一个多月，并告诉他：“这不是监狱，而是一个再教育设施。”遭受长时间的讯问和殴打之后，他终于被释放，并警告他不能告知自己被拘留的事向外界介绍，如果向外界透露情况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今年7月，次仁多吉的姐夫平措也遭到20天的拘留，这是由于他用其妻子达瓦参教的电话与旺堆次仁进行电话交谈而遭到公安讯问后，也被拘留了20天。平措出差拉萨回到家仅两天后，于7月18日上午从他的家中被带走。 6月30日，旺堆次仁打电话给达瓦参教，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因为她婚后离开了家住在附近村庄的丈夫家中。几天后，公安来到她家，询问电话交谈，然后进行搜查。搜查结果导致公安没收了一些被视为非法的旧宗教经文和雕像。这些文章的确切性质仍然未知。但是，保留与当前西藏达赖喇嘛有关的教义和雕像是非法的。她的丈夫从拉萨回来后，警察命令参教通知。平措当时不在家中，外出从事建筑项目。尚不清楚平措是否因持有非法宗教物品而被拘留，还是他的妻子与流亡中的兄弟保持联系而受牵连。 持续迫害 旺堆次仁在流亡中，无法返回家中或与家人和亲戚保持联系。他的家人接连遭拘留，他担心他们的安全。但他认为，最近对其家人不断遭受中国当局迫害拘留与他和家人联系有关。 2011年9月，他与其他14名来自定日的藏人一起前往印度，参加了达赖喇嘛殿下的时轮金刚法教。他听说，2012年时轮金刚法会可能是西藏领袖最后一次时论金刚灌顶法会。那年的12月，定日的中国公安在接到当时在印度的旺堆次仁的电话后，短暂拘留了他的哥哥多吉。公安警告说，如果多吉与他的“分裂主义”兄弟次仁保持联系，将进一步受到惩罚。 后来，旺堆次仁的八口之家（包括其兄弟和父母）被剥夺了政府的福利和其他补贴。最初，他们被禁止未经许可前往定日县城和日喀则市。尽管取消了前往县城的旅行禁令，但仍然不允许他们前往日喀则市和拉萨市。 对家庭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曾令旺堆次仁禁止回西藏后被困在印度时，多吉次仁建议他的弟弟不要在印度上西藏学校，因为中国公安会以此为借口拘留他。 “他们会认为您加入了分裂主义者组织”旺堆次仁引用多吉电话交谈中次仁多吉的话说。旺堆次仁现在他有机会去学习，但是面对家人的进一步迫害他放弃了渴望继续接受教育的念头。 与谋杀罪相同 旺堆次仁试图在2012年4月返回西藏，导致被拘留了四4个多月，其中包括中国边防警察对他的单独监禁一周。他们15人中有4人早些时候去了西藏，也因为参加了达赖喇嘛的法会而被关押在日喀则市娘日监狱3个月。他们甚至没有带达赖喇嘛的照片。 4月下旬，他和其他10名来自定日的藏人在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附近的南帕拉山口被拘留。该小组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和一些包含他教义的DVD。他们被带到山的另一边的一个军营，在那里他们被戴上手铐关押了一周，并被穿薄衣服罚站在雪地上的小木板上。 中国边防公安要求知道为何特别去参加达赖喇嘛法会，并指责他们为“分裂者”和“达赖的流浪狗”，同时一直用棍棒殴打他们。 “你知道你走私达赖喇嘛的照片和教义等同谋杀罪吗？”次仁旺堆记得其中一名警官向他们大喊大叫。 旺堆次仁和其他人仅靠军官提供的少量过期的糌粑生存。 边防公安随后将他们交给定日县公安局，拘留了他们约20天。定日县公安再次对旺堆次仁和其他人进行了严厉的讯问和殴打。公安长时间扣留食物，以迫使该团体供认。 “无法忍受饥饿，我们求他们用我们自己的钱养活我们，”旺堆次仁说。他们最终设法获得了方便面和热水。 他们遭受的最严重的酷刑之一发生在娘日监狱，在那里，他们被定日县公安局转移。他们在该监狱被囚禁并遭受酷刑约三个月。在许多场合，旺堆次仁被剥夺了他的内裤，并长时间戴着手铐站着，而监狱官员则用电棍殴打他，并嘲讽他是“达赖和分离主义者的狗”，并犯下了政治罪行。 “监狱官员还谴责我们，作为藏人边境地区的年轻一代居民，我们在制止这些所谓犯罪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旺堆次仁告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早餐时给他们喂少量的陈腐的糌粑和茶，午餐时煮萝卜，晚餐时吃喝萝卜汤。他们每两个人占领了每个关押在破旧不堪的小牢房。 他们的家人对拘留亲人一无所知。当他们最终了解他们的下落时，为时已晚。娘日监狱当局已将他们移交给聂拉木县樟木中国边防警察。已经决定将他们驱逐出西藏。在将他们交给达道巴尼的尼泊尔边防警察之前，樟木边防公安没收了他们的公民身份证和区域身份证，下令不要返回西藏。但是，他们中的一名藏人会说尼泊尔语，并迅速告诉尼泊尔边境警察，他们实际上是藏人，而不是尼泊尔人，而且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西藏。这使尼泊尔边境警察产生了怀疑，尼方拒绝接受他们。 这激怒了中国边防警察，然后将他们带回娘日监狱，在那里他们被监禁了一个潮湿的牢房里，被单独监禁了近一个星期。每天只给他们一个饼子外没有给任何食物。 一周结束后，他们又被带回樟木，这次中国边防公安付给尼泊尔同僚大量的钱来带走藏人。旺堆次仁说：“我不知道他们付了多少钱，但我看到一大堆现金易交手。” “我记得我们恳求中国边防公安，他们大约有八个人不要驱逐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返回自己的家，我们可以去哪里？为此，其中一名军官反驳说，我们应该问达赖喇嘛。” 当他们越过边界进入尼泊尔时，尼泊尔边防警察立即将他们转移到了移民部的监护下。联合国难民署和尼泊尔人权组织（HURON）花了四天时间才将他们释放。他们于2012年8月30日获释后，在加德满都的西藏接待中心获得了临时庇护所。他们后来被送到印度西藏流亡藏人的首都达兰萨拉。即使如此，旺堆次仁也希望这是一个临时安排，他有一天可以回到西藏。此后已有七年了，他不确定他是否会成功返回。